本报记者 张群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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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今，运河船工号子以另一种形式在运河边“唱响”。

运河开漕节雕塑。

上世纪20年代通州运河上商船行驶景观及岸边货栈。（资料图）

漕运历史博大精深，一条大运河上不仅承载着皇家漕运文化，更滋养着极具市井气息的民间漕运文化。

明清漕运鼎盛时期，通州区大量村庄临运河而居，做船工成为人们维持生计的手段之一。运河两岸的船家与官家的漕船一样，他们也会运送货物并以此养家糊口，有时还会对官家的漕船提供沿途保护等。船上劳作、岸边生活，久而久之渐渐形成运河独有的船工文化，比如与航运工作相关的运河船工号子、开漕节等；与水岸聚居生活有关的小车会、小船会等民间文艺活动；南来北往的漕运生活，也带来了南北方民间文化的交融。

船工号子：船工劳动民歌

船工是漕运历史的重要参与者。大运河开凿于隋朝，随着漕运作用逐渐凸显，两岸不少居民便开始做起了水路运输生意。

明清时期，封建政府对漕运十分重视。明朝永乐年间，建立了职业性的“漕军”负责漕运，但政府给予的待遇很差，在运输过程中又时常会出现翻船、漕米受潮等问题，军户就算安稳地把货物运到目的地，也说不定会被拉去当替罪羊，因此军户大量逃逸。政府不得不雇用游民充当船工水手。明朝中后期，船工水手中已有一半来自政府雇用。清初至康熙中期，一艘漕船上额定的十名水手中，除了一名负责人有军籍外，剩下九个都是“临时工”。舵工、水手、纤夫等聚集在一起，人数庞大。

船工号子是运河文化的重要符号之一，是今人了解大运河往昔繁盛的活化石与金钥匙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运河船工号子传承人赵义强从小耳濡目染，为传承好船工号子，他和同伴把摇橹号、拉纤号、出仓号、闯滩号等适合展示的内容整理出来，成为船工号子表演的重头戏，也成为人们了解船工文化、运河文化的重要窗口。

赵义强说，元明清三代，运河漕运达到鼎盛，为避免冬季冰封停运，春夏秋三季漕运昼夜兼程，繁忙异常，船只数量如此之多，所需的船工数量也极为庞大。“杭州码头装大米，一纤拉到北京城”，号子也成为船工、纤夫劳逸结合的工具。尤其北运河一带，河上日夜运输漕粮，号子声响彻云霄，以至于靠岸而居的人们称之为“十万八千嚎天鬼”。彼时运河之上帆樯林立、商贾云集，一曲曲铿锵有力的船工号子此起彼伏，打蓬、拉纤、摇橹、撑篙的喊号声时而激昂悲怆，时而平缓和煦，领唱与船工配合默契，号子曲调与行船状态紧凑衔接，呈现出“南来北往船如梭，处处欣闻号子歌”的热闹景象。

通州区文化馆退休工作人员常富尧已经收集了10个种类共计22首通州运河船工号子。“运河船工号子是历史上运河两岸船工在劳作时唱响的劳动民歌。古代行船的机械化没有现在那么强，从漕船起锚到行至河道中央，每一步都是力气活儿。所以运河船工号子就像现在几个人搬运重物一样，需要大家嘴里喊着统一的口号。”常富尧说，这些号子也根据船工的所在地、所属组织不同，形式多样。但不管是哪个种类的船工号子，都能起到统一劳动节奏、提升工作效率、增强工作兴趣的作用。

同时，船工号子里面有很多讲述团结互助、吃苦耐劳正能量精神的内容，比如划船时有摇橹号，桨要同时入水、出水，反映的就是“心往一处想，劲往一处使”；拉纤属于“逆水行舟”，把重船一步步拉过来；喊号，就是为了统一劳动步调、提高劳动效率，如果有一个偷奸耍滑的不使劲，纤绳就松了；还有一个更重要的，叫闯滩号，是船搁浅的时候一个不成文的规定，比如我家船搁浅了，过往的船只上的那些船工们，都会跳下船帮着你推，这就是闯滩号。

经过常富尧的整理，他发现通州本地的运河船工号子涵盖了漕运过程中的出船、航行、闯滩、搬货等全流程。通州运河船工号子有四个特点，即水稳号儿不急，词儿带通州味儿，北调儿含南腔儿，闲号独一份儿。首先水稳号儿不急和词带通州味儿，都是通州地区的特点。常富尧说，通州运河船工号子的曲调平稳、优美、抒情如歌并没有紧张激烈的节奏，这贴合了运河水势平稳和缓的特点。另外，运河流经的各个城市都有船工，他们也将各地的方言融进了号子里，通州也不例外。“通州运河船工号子带有很浓的京味儿和通州味儿，最明显的体现就是不少唱词里都用到了儿化音。比如，三儿、人儿、鞋儿等，以及一些具有通州地方特点的衬字和衬词，比如‘四儿搭四儿的’‘一了个的’等。”常富尧说。

2006年，通州运河船工号子入选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，常富尧与赵义强便开始传承之路。如今，他们两人一起组织编排的船工号子节目，都是大运河有关文化活动的开场。除此以外，他们也将船工号子带进校园，让学生们也感受古老的运河文化。

开漕节：船工们质朴思想的表现

对于依靠运河而生的百姓来说，每年春天的开漕节是他们一年中最重要的日子。经过一个冬天的休整，开漕节前需要将各家船只保养维护好，推进运河准备新一年漕运。而在岸上，居民也为开漕节忙得不可开交，准备庆祝活动。

记者得知，民间开漕节的庆祝范围在今大光楼至天桥湾小区之间，人们会在这里临时搭戏台来庆祝。戏台的材料、手艺全部来自民间。河边的居民会请来“架子工”，利用绳结技术，牢固捆绑竹竿。戏台材料由每家每户捐赠。有些人家甚至卸下自家门板来搭台。

开漕节当天，由运河龙灯、小车会、花会等组成的队伍从葫芦湖出发一路向西，走到现今天桥湾小区附近，然后再折返回葫芦湖。同时在运河那边上演一场场热闹的杂耍。雄狮追逐绣球在坝上上下翻滚，母狮带领小狮过坝、戏水。狮群一边起舞一边东移至运河边石坝楼。狮群还未下坝，由专业脚行扛夫组成的“双石会”急速登场。单臂举石锁、仰卧蹬磨盘、叠罗汉、耍石礅，演至高潮时，由一彪形大汉双肩两腋各扛夹一袋粮食，再加上背上驮的粮食，大汉负重七袋，重超千斤。民间传说，有如此神力的人就是坝神附体。此外，如果去年运河发生过水患，那么在今年的开漕节中，船工们还会把猪、牛、羊等牲畜投入河中，祈求新一年的风调雨顺。

民间船工文化聚会其实在运河沿线各地都有不同形式。比如南方的网船会，真正主角就是船上的渔民，作为国内唯一的水上庙会，数百年来，网船会一直保留着水上祭祀的传统。

船工美食：南来北往的交融

船工文化里自然少不了美食。漕运南来北往，也将各地美食广泛传播。这些食品其实并不复杂，选材大多是寻常材料，但是其背后蕴含着船工智慧与南北文化在运河上的交融。

摄影家刘世昭曾在1981年和2016年两次骑行大运河进行采访拍摄，这两次骑行过程中他都来到天津河西务，将镜头对准了当地的油饼。在刘世昭两次拍摄的照片中可以看到，河西务的油饼很大，一口锅一次只能炸一张。“这个油饼一张一斤重，当地人说这就是漕运鼎盛时期船工们经常吃的食物。当时船工都是穷苦的老百姓，吃不起大鱼大肉，但是干体力活儿，肚子里一定要有油水儿，所以这种油饼就是他们能量的来源。”2016年，刘世昭在河西务又看到大油饼了，虽然比第一次见到薄了一些，吃法也丰富了不少，但是这个漕运遗存很好地保留了下来。

在通州，跟漕运有关的美食就更多了。如今通州著名的通州三宝，即小楼烧鲶鱼、大顺斋糖火烧和仙源腐乳都与漕运有关，其中大顺斋糖火烧和仙源腐乳来自南方。

大顺斋创建于明崇祯十三年（公元1640年），当时南京上元县有个叫刘刚的回族人，带着老婆孩子搭上了运粮的漕船，一路北上，到了通州回民聚居的地方安了家。为养家糊口，刘刚开始是挑着担子卖自己做的火烧，生意好了，就租上了几间门脸。因为他的小名叫大顺，店名故叫“大顺斋”。至清朝乾隆年间，生意更旺，遂在毗邻闹市的回民胡同买下五间门面，两间为店，三间当作坊，经营糖火烧及南味糕点，并请京城书法家吴春鸿题写了“大顺斋南果铺”的字号，镂刻在门楣青砖上。

通州另一个美食仙源腐乳，即万通酱园的酱豆腐，是南北风味嫁接的产物。据记载，它由回族人马兆丰创建于民国七年，也就是1918年，至今已一百多年。万通酱园创建初期，生产酱豆腐的坯料购自浙江绍兴“惟和腐乳厂”。酱豆腐坯料分为太方、大方、门丁大小三种，原料为黄豆、蚕豆各半。酱豆腐坯料在绍兴装坛以后，运至杭州码头装船启运北上，需要一个多月的时间。这些坯料在船上，由南往北昼夜兼程，小船由北纬30度的绍兴到北纬40度的通州，抵达时这些坯料已经南材北味了。坯料到厂以后，立即投入红曲、黄酒，并根据北京人的口味加入佐料，封坛，经伏天暴晒，成熟后入库，历时一年，佐料的滋味完全浸入腐乳之中。当时，凡走大运河水路转道通州的官民商旅，多会买点仙源腐乳，带往四面八方，时间一久，仙源腐乳便声名远播。

而小楼烧鲶鱼则是副中心运河美食的代表。小楼饭店是名副其实的百年老店，创建于1900年，据说当年饭店前有一口大缸，里边装着从运河里捕捞上来的鲶鱼供食客挑选。鲶鱼做不好会有土腥味，食材鲜活是避免土腥味的关键。裹面糊也是很重要的一步，小楼烧鲶鱼选用的是纯绿豆淀粉裹糊，炸制后口感外酥里嫩。炸制也很有讲究，需“三上三下”，火候“文武并用”，如此才能将鱼炸得外酥里嫩，最后浇汁就可以食用了。

据说，烧鲶鱼这道菜最初的起源是因运河边的百姓捞到鲶鱼后不会烹制，便有人拎着鱼到小楼饭店找掌柜加工烹饪。由于大师傅手艺好深受喜爱，便成就了店里一道名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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